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发出通知,要求播音员主持人除特殊需要外,一律使用标准普通话。一纸限令原本意在整顿用语芜杂的综艺娱乐节目,由此引发了方言保护与发展的争议则显得杞人忧天。
“方言限令”针对的不是节目和方言本身,而是节目主持人及其方言的滥用。一些当地观众喜闻乐见,旨在传承方言文化艺术的节目依然有不可遏止的生命力。方言节目历来享有稳定的当地拥趸,较强势的方言在更大片区内都可引发文化共鸣。历年央视春晚都不乏大量地使用方言的节目。相声、小品等语言类节目中精彩的“倒口”,不仅收获喜剧效果,还在合家团聚的时刻,献上浓浓的乡音,挥散出依恋故土的情愫。
节目主持人肩负着不同于节目本身的使命,从凝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功能出发,须义不容辞地使用和传播规范的普通话。主持人如出于哗众取宠,搏出位,赚眼球等恶俗目的而使用方言,无疑是危险的,无论对普通话的规范使用,还是对方言本身的纯粹性都构成了伤害。
当下一些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,对俗语、地方腔调、英文、成语误用和变体等等不规范语言使用深谙杂糅之道。“洋泾浜”“港台腔”“东北腔”各领风骚,横行一时。成人观众或可浑当趣味,不较锱铢。而对于正处在母语习得阶段的青少年来说,如同历史穿越剧颠覆常识观一般,混乱的语言环境也可留下以讹传讹的祸根,在尚未文化自觉的年轻人中,错误地“约定俗成”了。
对于大众传媒中方言的使用,国家出于推广标准普通话的责任,历来保持一定的克制。从以往的管理实践来看,广电管理部门也从未“一刀切”式的干涉。2005年,广电总局就影视剧中规范使用语言下发通知,引导不宜过度使用方言,曾引发是否影响影视创作的争议。
事实上,如同文学作品需要表现地域性格,影视作品往往需要地域色彩浓厚的语言加以点缀。《乡村爱情故事》中的东北话,《杨光的快乐生活》中的天津话,让文艺创作显得更接地气。2010年,电影《让子弹飞》带着普通话和四川方言两个版本与观众见面,显示出文化市场中多元化的需求。
“方言限令”不必过多撩拨观众神经。规范了语言,不意味着娱乐节目从此板起了面孔。主持人多说几句普通话也无碍各地方言的多彩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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