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，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。上月底，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三中全会精神解读文章，指出要“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、财产、出国(境)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”。不难看出，“有关事项”被具体化，其中包括人们关注的官员财产公开。这意味着，以后升官要过公开关，有志于从政的人对此要有心理准备。
官员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何以限于新提任干部?最理想的做法自然是干部不分新旧，要公开大家都公开。但实践证明，理想化的改革方案恐怕只能在观念中实现，全体公开即使在层级不高的局部试水也阻力重重，没有下文。前些年，有人提出“新人新办法，老人老办法”，建议财产公开可以从新提任干部做起，曾引发各种议论。如今，三中全会一锤定音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势在必行。
在官员中推行包括财产公开在内的公开制度，在西方国家可能习以为常，在我们这里却还是从观念到制度都比较陌生的事物，出现不适应并不奇怪。不要说官员可能有抵触情绪，就是现在的非官员，若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了一个“官”，那么对官员财产公开是否仍怀抱从前一样的热忱尚在未知。如果认同从新提任干部做起是一种渐进的改革方式，那么就可能由此发展出与传统很不相同的从政理念和从政逻辑。从前，官员的有关事项以不公开为常态，以后则以公开为惯例，甚至要以公开为前提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种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系统性转换，需要假以时日，但有理由相信，亲历公开制度洗礼的官员，会倾向于捍卫这一制度并把它推向前进。
不过，若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新提任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，就很可能低估其价值功能。如果一个人不想或得不到升迁，“原地踏步”至退休，或许可以一直适用“老办法”，若一旦获得提升的机会，“老人”就随之变成“新人”，理应接受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规范。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，则意味着无论是“老人”是“新人”，只要其追求进步、其职务上升，都不能规避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约束。显而易见，这一结论成立需要一个重要前提，那就是适用新提任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须体现规则公平。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，制度一经形成，就要严格遵守，执行制度没有例外。假如科级干部新提任处级干部要按照制度要求公开其有关事项，人们实在看不出处级以上干部新提任时有什么正当理由不这样做。
制度新，官员新，风气新。从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出发，可以期待千百年来以做官为发财捷径、一人做官鸡犬升天的陋习得以破除，可以期待塑造阳光政府的同时也塑造为政者的阳光人格，可以期待干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的良好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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